陈家院子，陈锦书房间。
土坯墙被糊得平平整整，上面还贴著张公社刚发的宣传画：
“努力学习，振兴中华。”
陈锦书正蹲在书桌前，小心翼翼地翻著桌下的木箱子。
里面除了鲁迅杂文，还有码得整整齐齐的《水滸传》连环画。
整整二十六册。
是陈友田从她读初中起，陆陆续续从县城淘回来的。
凑齐这一整套，花了將近三年时间。
陈锦书一册一册地翻看著。
確认没有缺页，也没有卷边太厉害的。
然后把它们整齐地摞在一起。
用一根细麻绳捆好。
捆完之后，她又从木箱里翻出几本小说。
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艷阳天》、《吶喊》。
“闺女，这几本小说也都带过去吧。
让人家隨便挑，可別捨不得啊。”
陈友田站在门框外叮嘱道。
怕闺女捨不得，他又补了一句：
“放心。
现在高考恢復了，书店里肯定能进更多好书。
老汉我过两天再去县城里给你找。”
王慧珍也凑到门边，往里瞅了一眼。
上下打量了一下，陈锦书的穿著。
月白色的確良衬衫，深灰色直筒长裤，头髮扎成利落的马尾。
乾净、得体，又不张扬。
“嗯，挺好！”
王慧珍满意地点点头。
突然，她眼珠子转了转，灵机一动。
她快步走进臥室，拉开女儿书桌的抽屉。
翻出那块用红绸布包著的，上海牌全钢防震手錶。
鋥亮的錶盘，在窗外的阳光下闪著光。
这可是陈家最金贵的物件。
是去年陈友田託了好几个人，才搞到的手錶购买券，在县城供销社买的。
“妈，不用了吧？
我看看日头就知道时间了。”
“哎，戴上吧，戴上多好看吶。”
王慧珍朝她挤挤眼，不由分说，把手錶塞进她的布包里。
“戴著这个，在外面也好有个准头。”
“你这婆娘，瞎出啥子主意？”
陈友田在一旁瞪了王慧珍一眼。
“把手錶带去干啥？
锦书是过去好好复习的，又不是跟人家比穿戴的。
你让她戴个表，人家看见了，还以为咱们显摆啥呢。”
“我……我这不是怕她复习忘了时间嘛？”
王慧珍嘟囔著，还想辩解。
陈友田瞪了她一眼。
走进屋，把布包重新放回抽屉里。
“人家余文借给锦书复习资料，那可是大人情。
咱们得把姿態放低点，別整这些花里胡哨的。”
王慧珍没再吭声。
她心里虽然觉得自家男人说的有理，但还是觉得有点可惜。
那块表可是他们家攒了好久才买到的，平时都捨不得戴。
“行啦，不戴就不戴唄。”
她摆摆手。
又帮女儿整理了一下衣领，拍拍陈锦书肩膀：
“去了跟人家好好学，別摆架子，知道不？”
“嗯，我知道的。”
陈锦书点点头，把捆好的书抱在怀里。
“那我走啦。”
“路上慢点，別走太快。
出了一身汗，到人家那里不好看。”
王慧珍追到院门口，又叮嘱了一句。
陈锦书应了一声。
抱著书，顺著耕道，往核桃湾许家院子的方向走去。
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
许家院子，八仙桌摆在柚子树下。
许心兰坐在长凳上。
低著头，全神贯注地翻看著余文给她的那本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。
她看得很慢，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读。
遇到不太明白的地方，就停下来对照著余文做的笔记，反覆琢磨。
余文坐在她对面，手里转著钢笔。
面前摊著几张空白稿纸。
但他的心思，完全不在稿纸上。
他正在脑海里，把那部准备投给《人民文学》的长篇，一点一点地捋清楚。
上午，把那两篇稿子分別投给《川蜀文学》和《嘉陵江文艺》，是为了求稳。
省內刊物，审稿周期相对较短。
见刊也快，稿费到帐及时。
而且以他现在的身份：
国营林场子弟、公社中学应届毕业生，文章上过《川蜀日报》。
只要写封附信，连同稿子投给省內刊物。
编辑多少会稍微认真一点。
但如果投给《人民文学》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
那可是国家级刊物，也是全国最顶尖的文学刊物。
稿源囊括全国各地。
还要照顾那些优先级比较高的作者。
比如老作家和復出作家。
他一个偏远公社的应届毕业生，名不见经传。
稿子寄过去，即便质量不错，也很可能石沉大海。
即便编辑看中了，也可能因为余文毫无名气，挑一些意见发回来，让他刪刪改改。
一来一回，说不定两三个月就过去了。
稿子中不中还没个准话。
而且，现在文坛的主流是短篇小说。
余文记得很清楚。
明年，《人民文学》和作协，將要联合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。
第一个官方性质的文学奖项，为什么选择短篇而不是长篇？
还不是因为，在这个时间节点。
全国各地的作家，基本都在写短篇。
老一辈作家写短篇。
復出的作家写短篇。
连文坛新人也写短篇。
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他也写个短篇投给《人民文学》。
除非作品质量好到让编辑拍案叫绝。
否则，很难从海量来稿中脱颖而出。
但长篇不一样。
余文用钢笔轻轻敲著桌面，闭眼沉思著。
《人民文学》是去年10月份復刊的。
从復刊到现在，整整一年时间。
这份国家级刊物，却几乎没有刊发过一部长篇小说。
翻开每一期的目录。
几乎全是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和报告文学。
偶有一两部中篇，也都是分成两三期连载完。
就那么两三万字。
篇幅和体量都算不上长篇。
也就是说，在长篇这个赛道上，现在完完全全是一片蓝海。
当然，也不是完全没人写长篇。
而是没人能写出让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满意的长篇。
那些復出的老作家，大多年事已高，笔力衰退。
写不动长篇了。
少数虽然精力尚可，但停笔多年。
重新拾笔构思长篇，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年轻一代的作家，要么还在各生產队的知青点摸爬滚打，要么刚刚崭露头角。
无论是生活积累，还是创作经验。
都撑不起一部质量足够的长篇。
毕竟，短篇尚且写得磕磕绊绊。
动輒二十万字的长篇更是力不从心。
所以，《人民文学》復刊这一年来，长篇栏目基本上是空白的。
但空白，也意味著缺口，意味著需求。
余文想起了下个月，即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。
刘新武的《班主任》。
这部作品，后来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先声，或者开山之作。
写的是京城一座中学里，几个中学生的精神创伤。
班主任——那个叫张俊石的老师。
试图用自己的方式，去抚平那些处於创伤中，被扭曲的灵魂。
这篇小说一发表，就在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爭议。
有人说这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。
也有人说过於暴露，不值得提倡。
但有一点是肯定的。
《人民文学》在发表这篇小说之前，不可能预料不到可能的风险和爭议。
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，可都是在文坛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江湖。
规避风险已然成为本能。
可他们还是用了这篇稿子。
为什么？
因为这时候的《人民文学》，太需要一部能引起关注、引发討论、打开声量的作品了。
现在是1977年10月。
《人民文学》復刊已经一年。
身为国家级刊物，文学类出版社的扛把子。
復刊后却一直不温不火。
毕竟，那些老作家的稿子，题材和写法都过於保守。
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。
但《班主任》不一样。
它把目光投向了普通人。
投向了那些被时代遗忘的个体创伤。
虽然写的是城市、学校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。
但它第一次在小说里，正视了那些被压抑和刻意遗忘的创伤。
这正是现在的人民文学需要的：
一部有分量、能引起反响，能打开局面的作品。
“这样一部作品，只能是《班主任》吗？”
余文眼神一凝，目光闪动著。
“如果我能在班主任发表之前，或者发表的同时，投给《人民文学》一部长篇。
一部足够分量，聚焦乡村民办教师、聚焦高考恢復、聚焦奉献与希望的长篇。
编辑看到之后，会怎么想？”
他们会意识到，这部作品能和《班主任》形成互补。
一南一北，一城一乡。
一个写创伤，一个写希望。
一个提出问题，一个给出答案。
到时候，《班主任》可能引发的爭议和风险，也会在这种互补中得到缓解。
而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所期待的反响，也能在这种互补中，取得更大的声量。
这正是《人民文学》现在需要的搭配。
到那个时候，编辑可不会因为他余文是偏远公社的无名小卒，就怠慢他的稿子。
恰恰相反，他们会直接开绿色通道。
甚至专门派编辑到川蜀省来找他对接。
“这可不是我在胡乱肖想，前世的文坛有很多先例的。”
余文摩挲著下巴，目泛精光。
他前世当了十几年《燕京文艺》的编辑。
也翻过不少老作家的创作谈和回忆录。
路遥写《人生》的时候，稿子寄给了《收穫》。
《收穫》编辑部看了之后，觉得很好，建议他有些地方需要修改。
但那时候，路遥还在陕北。
编辑部直接派了一个编辑，坐火车、换汽车、再换毛驴车。
千里迢迢跑到路遥住的窑洞，当面跟他聊修改方案。
古樺写《芙蓉镇》的时候，稿子寄给《当代》。
编辑部看完之后，也是派编辑跑到湘南乡下。
跟古华聊了三天，把稿子从头到尾捋了一遍。
这还不是最夸张的。
余文记得，有个东北的工人作者写了一部长篇，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出版社的编辑看了前三章，大为惊艷。
直接带著合同跑到东北，找到那个工人。
当场签了合同，还预支了300块稿费。
300块，在70年代末是什么概念？
一个吃商品粮的国企工人，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块。
300块，够一家三口吃一年都绰绰有余。
所以，只要稿子质量够硬。
编辑部不会在乎作者是谁，住得有多远。
他们只在乎一件事。
这部作品能不能给刊物带来影响力。
而现在。
正好是《人民文学》最缺优秀长篇、最缺对外影响力的时间点。
“那么，我想想。
什么样的长篇，在这个时间点。能达到这种一锤定音的效果？”
余文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，就是前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：《天行者》。
这部作品的核心，就是大山里的民办教师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。
靠著一股韧劲，坚守三尺讲台。
最后借著高考恢復的东风，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。
民办教师通过高考，改变命运。
这个题材，放在1977年10月底这个时间节点，简直是绝佳的选题。
毕竟，高考恢復就是眼下全国最轰动的大事。
从10月21號消息公布到现在，才过去两天。
无论是广播、报纸，还是田间地头的议论，全都在说高考。
老百姓也关心自家的娃能不能考上大学，能不能端上国家的铁饭碗，吃上商品粮。
这个时候，一部写民办教师参加高考、改变命运的长篇小说。
天然就具备吸引读者、引起广泛共鸣的基础。
“茅奖作品，我当然都读过。
而且，以我现在的记忆力。”
他灵魂穿梭时空带来的记忆加成，这时派上了大用场。
“不过，原作有几个点，是我现在必须调整的。
可不能直接照搬。”
第一，原作的连载时间可不是70年代末。
敘事手法和语言风格都受了现代主义的影响。
放在1977年末，太超前了。
读者和编辑都未必能接受。
“必须调整文风，贴合现在的时代语境。
用更质朴扎实，贴合乡土的笔风来写。”
余文用手指轻轻敲著桌子。
第二，是时间线的问题。
现在高考才刚恢復。
原作中有不少篇幅，写的是高考之后民办教师的转正困境、政策波折。
这些內容，现在放进去可不合时宜，必须淡化。
第三，原作的情感基调侧重於悲情和无奈。
充满了小人物在时代里挣扎的无力感。
这种调子，在现在这个百废待兴，人人都盼著好日子和新生活，憋著一股劲向前冲的时代。
可显得有些违和。
得调整敘事焦点。
把重心，放在民办教师们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。
放在他们对知识的敬畏、对学生的负责。
还要突出他们与当地村民之间那种淳朴又深厚的情感连接。
强化奉献与希望的主题。
写出大山里的人，靠著知识改变命运的那股韧劲，那股向上的力量。
正好贴合现在恢復高考、科教兴国的大方向。
方向正確，贴合主旋律，没有任何风险。
投稿也不用写完全本再投。
现在的文学期刊，尤其是长篇，都是分期连载的。
所以长篇的投稿规则，和短篇不同。
“到时候，我只需要把前三到五万字的正文，连同大纲和人物小传，一併寄过去就行。”
这些內容，足够让编辑部看到这部作品的分量、潜力和所能带来的巨大价值。
“之前我想的是，稳扎稳打，从省刊徐徐图之。”
想著先在省內站稳脚跟，再往更高一级的台阶迈进。
倒是忽略了长篇小说空缺这个蓝海。
要是等到下个月底《班主任》引爆文坛。
等到明年伤痕文学全面兴起。
等到老作家们纷纷復出，各路年轻作者也都反应过来。
那时候，长篇赛道可就不再是蓝海了。
到时候，再想从文坛崭露头角，难度会翻上10倍不止。
所以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
“就写这部改良版的《天行者》。
就投《人民文学》。
现在可不是韜光养晦的时间。
我有这么多先发优势。
完全能借著高考恢復的东风，直接大踏步迈进文坛的中心。”
余文从长椅上站起身，舒了口气。
所有思路、所有盘算、所有细节，也在这一刻全都捋顺了。